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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一）
Commania 发表于 2008-06-13 10:01:25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写于1947年，原文用英文所著，叫做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从出版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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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背景
作者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有关人生的学说，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由此产生。而宗教（尤其是大的宗教）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中国人历来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追求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包含了超越现实世界，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因而宗教对历来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存在的必要。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而与此相反，宗教倒是提供了关于实际的正面信息，这也是宗教与科学出现冲突，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一再被削弱的原因。正因如此，作者预测宗教将会被哲学取代。
纵观中国哲学历史，有一主流贯穿其中，就是追寻人如何“成圣”的问题。成圣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合而为一。但这并不一定要人抛弃社会，否定人生。事实上“内圣外王”更符合这个要求：既出世又入世。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以农业为基础。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家，即使像道家和儒家这样思想主张如两级那样背反的两派，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比如，两家共同的一种理论思想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这无疑受到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变的启发。
而道家和儒家的不同，来自于他们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道家把自然和人为严格区分，认为自然让人快乐，人为让人痛苦。这是对自然的理想化。而土地对农民的地域局限形成了家族制度，儒家思想就是对家族制度的理性化，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儒家“游方之内”，比较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比较出世。二者相反相成，使得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到较好的平衡。
然而农民的眼界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作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这使得认识论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得到发展。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除了佛学（而且还是源自印度），中国哲学家们从来不把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是真实还是幻觉的问题认真对待。
与此恰恰相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来自海洋国家，反映了商人的思维，以及城邦制度。城邦社会里难以形成专制独裁，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论证谁比谁更重要，应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一个家邦社会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的：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诸子的由来
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的时代。后来的史学家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
第一个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他把“百家”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以及道家。
第二位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历史学家刘歆。他把诸子百家分为十类：除了司马谈所列的六家之外，还包含纵横家（即外交家），杂家（不拘于一家之言的折衷派），农家和小说家（不如其他九类重要）。他系统追溯了各家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他认为周朝前期，吏与师不分，担任教师的都是政府的官吏，没有任何私人教师。周朝礼崩乐坏之后，官吏散落民间，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播知识。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作者对此提出了修正，得到的结论是：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发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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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背景
作者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有关人生的学说，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由此产生。而宗教（尤其是大的宗教）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中国人历来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追求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包含了超越现实世界，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因而宗教对历来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存在的必要。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而与此相反，宗教倒是提供了关于实际的正面信息，这也是宗教与科学出现冲突，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一再被削弱的原因。正因如此，作者预测宗教将会被哲学取代。
纵观中国哲学历史，有一主流贯穿其中，就是追寻人如何“成圣”的问题。成圣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合而为一。但这并不一定要人抛弃社会，否定人生。事实上“内圣外王”更符合这个要求：既出世又入世。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以农业为基础。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家，即使像道家和儒家这样思想主张如两级那样背反的两派，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比如，两家共同的一种理论思想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这无疑受到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变的启发。
而道家和儒家的不同，来自于他们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道家把自然和人为严格区分，认为自然让人快乐，人为让人痛苦。这是对自然的理想化。而土地对农民的地域局限形成了家族制度，儒家思想就是对家族制度的理性化，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儒家“游方之内”，比较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比较出世。二者相反相成，使得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到较好的平衡。
然而农民的眼界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作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这使得认识论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得到发展。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除了佛学（而且还是源自印度），中国哲学家们从来不把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是真实还是幻觉的问题认真对待。
与此恰恰相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来自海洋国家，反映了商人的思维，以及城邦制度。城邦社会里难以形成专制独裁，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论证谁比谁更重要，应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一个家邦社会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的：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诸子的由来
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的时代。后来的史学家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
第一个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他把“百家”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以及道家。
第二位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历史学家刘歆。他把诸子百家分为十类：除了司马谈所列的六家之外，还包含纵横家（即外交家），杂家（不拘于一家之言的折衷派），农家和小说家（不如其他九类重要）。他系统追溯了各家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他认为周朝前期，吏与师不分，担任教师的都是政府的官吏，没有任何私人教师。周朝礼崩乐坏之后，官吏散落民间，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播知识。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作者对此提出了修正，得到的结论是：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发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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